抗戰兵王穿越成了執垮大少 ̹

在學校當中，我學習了很多的戰術，有很多是以前我根本看也沒有看到過的，我被深深的吸引了，生命不息戰鬥不止。這是我的人生座右銘，在這一刻我從未有過的感覺到如此的充實。

在學校的最後檢測中，我的成績名列前茅，讓帝國的將軍們對於我們也是刮目相看，我們被作為了重點的對象進行培養，我的內心很激動。因為從現在起，我即將不再是一名士兵，而是一名軍官了。

1928年的2月，由於我的成績比較的突出，我獲得了中尉軍銜，我為此深感驕傲。

當時德軍總兵力不能超過十萬人，軍官隻有四千人，當上軍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德軍的總司令馮·西克特將軍決定建立一支精乾的軍官隊伍。直到1935年年我一直是一名騎兵軍官。

但是我一直的夢想都不曾放棄過，德國柏林皇家軍事學院，一直是我的夢想。真的，我做夢都想進去學習一番，可是這個機會很是來之不易，不過我走了上層路線，這一次我們的長官推薦了我，我很幸運的即將要成為德國柏林軍事學院的一份子了。

1935年10月我進了柏林的軍事學院，這所學專門為總參謀部培養參謀人員。19世紀初期，拿破崙的法國軍隊采用了新的軍事體製，使武裝起來的法國農民成為歐洲武裝力量的核心，這對當時腐朽的普魯士軍製和軍事教育影響很大。

1810年，終於在柏林成立了普軍第一所培養高級參謀人員的軍官學校，這也開創了世界先例。它的名稱為：德國軍事學院，第一任校長是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將軍。

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曾在該校任校長達12年（1818—1830年），並寫出舉世聞名的《戰爭論》。1859年，該校更名為軍事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停辦，1935年恢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被取消。

柏林學院有著悠久的曆史，在柏林軍事學院的學習是我真正的開始蛻變的時刻，至少我現在還是這麼認為的，在這裡我不僅認識了很多優秀的軍官，還學習到了很多優秀的戰術。

1937年畢業於該學院，被調到駐柏林的第3軍司令部工作，當時的軍長是維茲萊伯將軍，他後來在法國戰局中當了第1集團軍司令，後晉升為元帥，並被任命為西線司令官，一九四二年一月退休。

他是1944年“七二O”事件（指謀殺希特勒案）的主謀，被“蓋世太保”絞死。

我曾十分高興地在這樣一位卓越的軍事家手下工作，我們所有參謀人員都很尊敬和愛戴他。

我在第3軍當情報參謀，遇有一些盛大的歡迎儀式或閱兵式，我都要參加準備工作。我曾協助組織元首的各種檢閱並參加了對墨索裡尼和南斯拉夫保羅親王歡迎儀式的組織工作。

每當這樣的帝國盛典結束以後，我總感到十分得意。我們所有的參謀人員永遠記得在每一次檢閱順利進行完畢以後那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德軍的機械化成了建軍的首要問題。根據凡爾賽條約，德軍不得把現代化兵器裝備給軍隊，不允許裝備一輛坦克。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這些年輕的士兵曾怎樣利用木製模型進行訓練。1930年，我們的摩托化部隊隻裝備有幾輛陳舊的裝甲偵察車和少數幾個摩托車連。

到了1932年，參加演習的摩托化分隊還在使用模型坦克。從這些演習已經明顯可以看出，在現代戰爭中坦克將起到的作用。

我第一次對於坦克提起了極大的興趣，我認為他能夠在戰爭中摧毀敵人的自信，甚至能夠在兵力損失最為小的情況下，能夠對於敵人造成最大程度的殺傷，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不能裝備他們。

人對於未知的東西總是渴望的，他們渴望征服别人，渴望反對别人的壓迫。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德國軍隊中的一名成員，我們迫切的希望能夠打破這樣的枷鎖，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裝備坦克？如果爆發戰爭的話，那麼我們豈不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嗎？有誰甘心？反正我們是不甘心！

當時我們發展摩托化部隊主要由古德裡安負責。

那幾年，古德裡安一直是摩托化部隊的總監。

一般認為，德軍接受了英國利德爾·哈特和富勒的軍事理論。我不否認英國這些軍事家的著作對德軍的影響。

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德國1929年關於坦克戰鬥運用的理論是領先於英國的，實際上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采用這種理論，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古德裡安將軍的《坦克指揮官》一書中的一段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1929年我已確信，坦克單獨行動或協同步兵行動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成果。對軍史的研究，在英國舉行的演習和我們利用模型的演練都加深了我的如下認識：隻有支援坦克的其它兵種具有與坦克相同的行駛速度和越野力時，坦克才能充分發揮其威力。在諸兵種合成兵團內，坦克應起主導作用，其它兵種則根據坦克的需要行動。因此。不要把坦克編在步兵師內，而要建立包括各兵種的裝甲師，以使坦克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古德裡安這一理論正是德軍建立坦克集團軍的基礎。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嘲笑軍事理論，輕蔑地批評所謂“紙上談兵的人”，其實，近二十年的曆史表明，基於清醒的思考和預見性而製定的軍事理論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理論家應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古德裡安就是這樣結合實際的理論家。如果事前沒有理論上的探討，盲目地去實踐，每邁出一步都會遭到挫折，英國的軍事家們確實懂得，坦克在未來戰爭中將起重大作用，這是康佈雷和亞眠戰役已經證明瞭的。但是，他們對裝甲師內部諸兵種的協同是認識不足的。

正因為如此，在坦克戰術發展方面，英國大約落後德國十年。利比亞的威爾遜元帥提到1939年至1940年在埃及訓練第7裝甲師的情況時談到：“在訓練第7裝甲師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強調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重要性。必須反對近年來廣為流行並受到一些文人作家支援的有害理論，根據這些理論，坦克部隊沒有其它兵種支援也能取得勝利……”。是德國人首先指出，我們的“博學之士”的這些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儘管利德爾·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協同的必要性，英國的坦克戰理論還是傾向於“單純坦克”的主張。正如威爾遜元帥指出的那樣，這種理論給英軍帶來了不少的損失。直到1942年末，英國人才開始注意裝甲師內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協同。

我軍坦克兵的發展，與希特勒的支援是有很大關係的。

古德裡安關於軍隊機械化的建議，曾遭到一些高級將領的激烈反對，好在陸軍司令弗裡茨將軍還是同意這一建議的。

希特勒對此很感興趣，他不僅深知有關摩托化和坦克方面的技術問題，而且明確表示支援古德裡安的戰略戰術觀點。

1933年7月，成立了裝甲兵監，並任命古德裡安為總監，從此，德軍裝甲兵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試驗新型坦克時，希特勒都親臨現場，政府為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和公路乾線的構築也提供一切方便。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德國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面臨許多困難，要補償過去的損失，還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1935年3月，希特勒正式宣佈廢除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當年就建立起三個裝甲師。我所在的騎兵團就是被選定改編成坦克部隊的部隊之一。

我們這些熱情奔放的騎兵都為離開馬匹而痛苦，但我們都決心保持騎兵的光榮傳統，並把它帶到坦克部隊來。裝甲師主要都是由原來的騎兵團改編而成的，這使我們引為自豪。

1935年至1937年間，關於坦克兵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總參謀長貝克將軍追隨法國的理論，把坦克的作用侷限於直接支援步兵。

1940年夏天，法國曾深受這種理論之害。古德裡安、布倫堡和弗裡茨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終於獲得這場鬥爭的勝利。

1937年我們開始組建由裝甲師和摩托化師組成的坦克軍。古德裡安看得更遠，他預見要組建坦克集團軍。

然而，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了。軍界對納粹分子推行的內政，許多方面都不喜歡。德國國防軍的創始人西克特將軍提出了軍隊不乾預政治事務的原則，這一觀點得到軍方的廣泛支援。德國軍官都厭惡納粹黨員的醜惡行徑，他們想戲弄軍人，隻能引起嘲笑和輕蔑。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把突擊隊員大量塞到軍隊裡來，而且把軍隊的指揮權集中在總參謀部手裡。此外，他的對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别是他的擴軍決定受到國民的歡迎。把德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國的政策，受到軍界的有力支援。

這並不是說我們願意打仗。總參謀部曾百般設法抑製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顧勸告強行占領萊茵區以後，總參謀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

1938年，總參謀部堅決反對對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一切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可能導致全面的歐戰，但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的綏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進行新的冒險。

我深知，國外對德軍的總參謀部是深表懷疑的，對於我所說的我們不願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

因此，我别無他法，隻得引用直到最近還在牛津大學任戰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國軍事作家西裡爾·福爾斯的一段話。福爾斯在戈爾裡茨著《德國總參謀部》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寫道：我們英國人認為，德國發動1914年的戰爭，它的總參謀部是要負責的。有時人們也同樣看待1939年德國發動的戰爭。

我同意戈爾裡茨先生的看法，這一回責難德國總參謀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責難希特勒、納粹政府和納粹黨，甚至責難德國國民，但是總參謀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捲入對法英的戰爭以後，它是不想同俄國打仗的。

1938年10月和平解決蘇台區危機，使軍隊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當時在第3軍軍部當情報參謀，該軍就駐在西裡西亞的希裡施貝格。根據慕尼黑協議，我們能夠和平地進入蘇台區。

當我們在堅固的捷克防禦工事旁邊通過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輕鬆感，因為避免了一場流血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蘇台區的德國人將首當其衝。每個村莊都熱烈歡迎我們的士兵，手執彩旗和鮮花表示慶賀。

有幾個星期，我擔任蘇台區德國人的領袖康拉德·亨萊的聯絡軍官，當時我得知了許多關於在文化和經濟上受壓迫的德國人的困苦狀況。

對希特勒領導的信任大大加強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併吞波希米亞以後，國際形勢的危機不斷增長。這時我已返回柏林，埋頭準備為慶祝希特勒五十大壽而舉行的大規模閱兵儀式，這次檢閱要顯示我軍的威力。受閱縱隊的最前面是高舉國防軍各種戰鬥旗幟的旗手隊伍。

我竭力想擺脫開這種生活方式，我討厭這種不務正業的軍事活動，我想回部隊去。最後說妥，讓我到第5裝甲團工作一年，並令我於1939年11月1日去該團報到。然而，不久出現波蘭危機，一切都要讓路，我被派到總部參加作戰準備工作。

儘管在東部邊境在進行戰爭準備，德國同英法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我們仍然希望，我們對但澤（純粹的德國城市）的要求不會引起世界衝突。提出這種要求，如果換一個時間和口氣，是完全適當的。然而，在併吞捷克以後，隨即提出移交但澤的要求，肯定會引起倫敦和巴黎方面的嚴重不安。一九四五年，我在戰俘營的時候，原我國駐倫敦武官什維片堡將軍對我說，希特勒確信，入侵波蘭不會引起同西方大國的戰爭，他忽視本國武官關於英國會宣戰的警告，而認為同俄國簽定的互不侵犯條約會起決定作用。

1939年8月的最後幾天，第3軍的縱隊浩浩蕩蕩地穿過柏林的街道。開向波蘭國境。我們每一個人都沉默不語，都在思索著這次德國挺而走險，究竟是吉是凶？

不過，象1914年我十歲時看到的那種軍隊出征的歡樂氣氛，是一點也沒有了。不管是居民還是士兵，都沒有任何熱情、愉快的表現。但是，誓死執行自己天職的德國士兵卻在向前開進了。

前途到底在什麼方向？這一次代表著德意誌的榮耀究竟是綻放光芒？還是被人羞辱？這個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聽從元首的命令，戰爭就這樣突如其來，讓你一點點的準備都不會有過。